哈佛学者:美国的敌人并非中国 而是我们自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完成他的美国之旅，成果丰硕。在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过程中，中美就网络安全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重大议题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中，美国正式发布声明，表示支持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 　　而就在习主席24日准备动身飞往华盛顿，正式开始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媒体《赫芬顿邮报》刊发了哈佛大学资深学者威廉姆·奥尔霍特的文章。在文中，奥尔霍特大声疾呼，美国目前在战略上过于仰仗军事力量，却忽视了经济力量的重大意义；而恰恰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一系列重视经济的战略安排，才真正塑造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过，随着利益集团的裹挟，美国在战略上日益偏离以“经济建设”为重的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却依靠经济发展，正在重新塑造世界格局。 　　无论是对俄制裁或是在TPP协定中极力排除中国，奥尔霍特认为，这都在不断地让美国远离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中的主流方向。他一语双关，敌人既不是俄罗斯也非中国，而恰恰是“我们自己”（Us，即可以指我们，也同样可以指美国）。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积极呼应欧亚大陆各国的需求，并努力创造一种多赢的格局。奥尔霍特表示，这种多赢战略在知识产权上的归属，恰恰应当是美国；美国更是曾经依靠这一战略赢得了冷战。他建议，美国应当在深刻变化的格局中，积极与中国进行合作，并平衡经济政策与军事政策的比重。 　　习主席访美呈现了美国方面带来的许多积极信号。然而，由于美国内部政治力量博弈的错综复杂，美国各界能否达成普遍共识，努力为多赢世界添砖加瓦，世界各国尚需拭目以待。 　　文章全文原刊载于《国际经济》杂志，原标题《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以下为文章全文： 　　在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都曾经努力执行一种史上最为成功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重塑了欧洲和日本的政治与经济体制；造就了多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并在经济上将它们联结起来；与此同时，用超强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这一战略。自马歇尔计划伊始，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一道促成了这一跨越两党党争的战略，限制军费支出以免其挤占核心经济战略推行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并且其后所有总统都在推行这一战略，一直到克林顿为止；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总统在执行这一战略方面，显得尤为积极。这一战略曾打败苏联，这个国家也曾拥有强大的军力和意识形态（无论在实践层面上如何扭曲），但却把发展军力变成了几乎唯一的优先事务。 在前总统克林顿任上，美国财政罕见地实现了盈余；但这一财富却被继任者小布什挥霍一空 　　美国的盟国对这一战略的效仿强化了其自身的安全形势。尽管缺乏强大军力，然而日本却仍然得以崛起成为大国。朴正熙将军接班时的韩国，是一个在经济与军事上均落后于朝鲜的国家，然而他却得以让国家战略压倒性地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如今，韩国的经济总量超越先军朝鲜的20倍有余，归功于此，韩国在各个方面均全面强于朝鲜。在印尼，为了专注于发展问题，苏哈托将军放弃了在东南亚放弃了大部分领土要求，最终让印尼成为这一地区当仁不让的领袖。中国的邓小平也是如此，他曾为了经济发展将军费开支从GDP的16%大幅削减至3%。由此，中国仅用了30年时间就成为了世界大国。 　　在2001年，美国放弃了曾造就其成功的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代历史中，美国有关外交政策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部由防务专家所把持：鲍威尔将军出任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担当其副手（阿米蒂奇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第13任副国务卿，在老布什任期内担任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一职——观察者网注），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而所有这些人都在一位前任国防部长的领导下——他便是前副总统切尼（前总统乔治·W·布什任上——观察者网注）。 　　作为这一人事安排的结果，在谋划伊拉克战争中，见不到有关经济利益的呼声；任何一位经济专家都意识到了，解散（伊拉克）的整个统治阶层将会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在发生如法国和俄国那样的大革命之后，政府仍然只能通过有经验的官僚而得以有效运行。在阿富汗，经济建设上的支出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拉姆斯菲尔德坚持该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在军队的控制下；这样，长时间积累的文官传统和半个世纪的成功就这样被粗暴打断。 　　在压倒性军事目标的指引下，美国如今拥有着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出于美国军队卓越的能力和热忱，比起其他的政府部门，美国人自然而然对于军队有着更高的敬意。然而，自美国的战略转变伊始，这支伟大的军队在其所打的每一场战争中均遭遇了失败，并且还将继续遭遇失败。 　　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军事上，而倒不如说出在——美国现在缺少一个文官治理的领导层。砍掉经济的臂膀却仅仅依赖军事战略的独臂并非是党派性的，也不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决定。这一战略起初由右翼共和党政府发起，而后却又由其后的民主党政府所继承。先军战略之所以持续，并非是出于清晰的战略筹划，倒不如说是基于惯性和受压于利益集团这一双重作用的结果。对增强军事力量的院外游说几乎对国会有着绝对性的支配地位——美国国会几乎对五角大楼每项武器研发和海外军事基地的经费均大开绿灯；与此同时，国务院和政府的经济部门却在忍饥挨饿。 　　就积极的经济政策而言，目前的问题也并非出在缺钱。大部分急需的地方行政与国际贸易开支都已经降至最低水平。在艾森豪威尔与杜鲁门的年代，资源更为稀缺，然而他们却成功调整了五角大楼的预算。此外，目前几乎全面的先军政策已经变得极其昂贵。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有可能会说，由于战略上的失衡，美国在中东与阿富汗至少浪费了2万亿美元。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财政预算的）分配上。 　　一直到克林顿任上的所有总统，尤其是克林顿，都在恪守平衡的军事-经济战略，然而国会的部分地方保守势力却早在2001年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夺取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渐进方案。 　　首先放弃美国经济领导权的是国会 　　支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际体制安排首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1944）；随之而来的马歇尔计划（1947），为不少穷国提供了慷慨的发展援助；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还有通过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来分享繁荣的贸易与投资体系。任何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敌人必须动摇上述体制。而这一切恰恰正在发生。 　　美元的卓越地位来自于美元市场的出色流动性，同时也在于对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信心，相信这两家机构能够在危机时刻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尽管美元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但仍然大大超越所有的其他方案。不过，对美国将会在危机时刻提供援助的信念却早已破碎，尤其是在亚洲。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中，美国曾动用起汇率稳定基金以避免墨西哥主权货币危机转化成为真正的灾难。尽管对墨西哥的干预并没有让美国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国会却禁止在此后再度进行类似干预。 　　于是，在1997年当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开始发端的时候，美国因此便袖手旁观了，而不少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友都深刻感受到了什么是被抛弃的滋味。IMF的惩罚性措施摧毁了泰国经济还瘫痪了印尼的银行体系。先行于亚投行争议的倒是日本，该国曾提请建立一项复苏基金，然而美国却坚持要求日本放弃这一诉求，因为美国担心这项复苏基金会在未来与IMF相互竞争。因此，在亚洲国家的眼中，美国才是IMF灾难性政策的罪魁祸首；对美国一手造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怀疑也在不断持续。 　　国会所施加的关键性限制依旧如是。就在本文写就的时刻，美国已运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只有区区5项，总额333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却拥有28项，总计4990亿美元。 　　就在美国政府始终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国会却不断地破坏这一体系。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草创之初，这两大机制根据其所可以调动资源的规模及其治理结构，是为全世界设计的。此后，为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两党总统持续地向这一体系提供支持。然而，自2009年始，国会终于放弃了这一两党长久以来秉持的共识。

謝謝，希望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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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