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军已到强军时刻，中国新国安法迎击美国

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正式公布并投入使用，开始寻求“捍卫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乃至外太空安全”。外界随即就对此骚然起来。譬如港台就有些不安的声音，更不用提中国国内还有将其直接与“教训日本”挂上钩的分析人士。但问题就在这里，北京的大政方针固然在次要矛盾上往往能起到指导作用，可说到底，这种指导思想最终还是得用在主要矛盾上。在美国新版国家军事战略一边表示“支持中国崛起，并鼓励中国成为全球安全中的伙伴”，一边又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令亚太紧张”时，这其中的问题所向恐怕就会变得不言而喻起来。

　　北京已经开始努力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其大国地位的奠定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特别是作为国家“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力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力量就能取得大国地位。当《国家安全法》的法条明确“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卫和管控措施”来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时，伴随着习近平近年来针对海军的政策倾斜以及中国在东海、南海上的动向逐渐明显，这份法律最显著的受益者恐怕也将由此水落石出。






　　强化军力尤其是海军的建设更是满足中国防御性的军事手段运用诉求


　　中国海军已到强军时刻

　　对中国来说，西方世界对近年来“和平崛起”的北京任何试图加强管控的措施都会本能的说不，这就让不少媒体对于这份《国家安全法》显得很兴奋，“军权国家”（garrison state）、“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之类的负面评价随即比比皆是。当中国军方在同一天于黄海上举行多军兵种联合演练，首次组织海上导弹战斗补给时，这种感觉就显得尤为突出。从这里看去，似乎随着中国新的国安法的公布，北京在维护领土主权安全上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挥出一两记重拳，他更希望由此多些肌肉。

　　事实上，当西方世界开始一如既往地在安全问题上对北京表示出惯常的不满时。北京除了在港台等领域面临反对派人士的示威外，恐怕还有些更为麻烦的问题。根据美国最新出炉的国家军事战略，美方一边表示“支持中国崛起，并鼓励中国成为全球安全中的伙伴”，一边又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令亚太紧张”。除此而外，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对不愿意使用军事力量施压的奥巴马也心存不满。当奥巴马对北京尚显得稳健时，美国军方在中美关系上就多少显得有些神经过敏，更明确的把中国列在了“威胁美国安全”的黑名单上。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奥巴马不希望在军事上制造与中国的紧张局面，美国军方采取的路线则略有不同，双方的分歧已经浮出水面。

　　中国的安全问题显然不能看美国的脸色，北京的政要们自然都清楚这一点。有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非传统领域安全日益凸显。为了应对国家安全新形势，中国固然要制定一部“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法律”，但除此之外，剩下的问题恐怕就得落实在武装力量的建设上了。

　　环顾历史，荷兰的例子值得一提。17世纪时，荷兰依靠强大的海军一举成为世界殖民强国，仅在1644年时，荷兰就有1,000多艘战舰，几乎超过英、法两国海军总和的一倍。尽管此后荷兰没落了，但当时的经验已经可以说明些问题：军事力量同大国崛起密不可分，拥有且能有效运用强大的军事手段，是大国崛起与安全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和标志。国家只有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取得大国地位，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大国地位也会很快丧失。虽然在当下，军事手段运用需要更多地体现“柔武”精神，达成控制态势、稳定大局的战略目的，更不能将对抗转化为全面的战争。但说到底，中国终究不能仅仅依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机制，只靠着经济力量来影响世界。当中国陆军等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足够的发展时，为了《国家安全法》的诉求，北京发展海军力量就显得理所当然。

　　和平崛起需要肌肉支持

　　的确，《国家安全法》的法条诉求而今已经扩展到了“捍卫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乃至外太空安全”。不过，随着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拓展，北京的军事手段运用也终于得具备一些“全球性的威慑能力”。为此，外界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海军的舰艇在印度洋、地中海的热点地带巡航，可以发现中国的航母已经进入过南海，更不用说刚刚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南海诸岛“吹填”作业。当下，国家利益决定着军事手段运用的方向，这其中海军的应用就显得极为突出。

　　就中美目前的情况而言，其实中美间的问题恐怕并没那么狰狞。有分析认为美国在东海、南海煽动的是“疑似紧张”，目的是让东亚国家之间相互对立，从而保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美国国务院海外安全顾问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报告已经断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从东海及南海的长期战争中获利。因此，美国不认为“东亚有真正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伴随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以及他将战略重心不断迁移至亚太地带，北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为此，中国军报《解放军报》还甚至专门借法军在特拉法加海战惨败的历史，建议中国万勿落入“在大陆性海军思想的指导下”，“放弃组织大型舰队”争夺海权目标的窠臼。

　　对中国来说，北京恐怕必须认识到自己当下标榜的“和平崛起”国家的身份并不是一句挡箭牌。“和平”终究只是有崛起意愿的国家单方面主动选择的路径，崛起国家对已有大国造成的压力和威胁，从来没有因为崛起方式的不同而消失过，当北京拓展自己的力量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在亚太的份额被挤占，即此前某些中国媒体老生常谈的“去美国化”。其次，从国际关系与战略格局演变的进程看，国际合作的本质是保证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或效益，北京如果一厢情愿的“友好让步”也换不来他国的完全信任和善意行为，这一点在南海问题上也表现的尤其突出。当“一超独大、遏制赶超”的霸权格局将长期存在，未来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现实世界仍然深陷安全困境之中时，北京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恐怕也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有所动作，这种意图在法律层面上就会以《国家安全法》出现，而在行为中，就将以强化海军及至海空安全作为重要表现。

　　中国较之以往自然已经是有了显著的军力提升，但差距还是存在的，在军方披露的消息中，甚至有中国军机在东海上空被“某国战机”以编队形式包夹的困境。很显然，中国只有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缩小与强国的军事差距，形成有效的军事威慑能力，才能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强权国家承担不起使用战争手段进行遏制的代价，才能让强权国家不敢轻易制造矛盾和冲突，才能保障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安全。而从这里看去，强化军力尤其是海军的建设更是满足中国防御性的军事手段运用诉求。

　　当下，就在外界对于国安法的目的七嘴八舌时，军方已经感到了急切的不安，更以“行非其道则国危，用非其策则道亡”等语希望中国能在海洋上有所突破，以免重蹈拿破仑在海上被拥堵进而覆亡的覆辙。尽管中国学界往往要求军方收起爪牙，在国际舞台“主动作为、塑造形象，注重发挥非战争军事手段的作用”。但在中国武装力量需要主动“亮剑”，与“龙王”比宝，让实力世人皆知，展现出可信的威慑力时，维护有利于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时，这其中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伴随着《国安法》的实施，恐怕中国的海上力量作为其中受益人的角色也将逐步凸显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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